2019年半月谈第12期_半月谈2019第12期文章汇总
《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
下面是网页阅读版：
半月讲解
1 村民“打平伙”,“打”出先锋村
“航拍机就位！”黄绿相间的田畴，阡陌纵横的乡间，美丽的姑娘拨动阮弦，一曲乡村版“快闪”《在希望的田野上》悠悠展开，游客和村民跑着、跳着、唱着，纷纷向一座晒场聚拢来……
“48小时点击量超过115万次，创了新纪录。”四川成都郫都区唐昌镇先锋村党支部书记任健回忆起这场“快闪”眉飞色舞：“我们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更生活在幸福的田野上。”
“打平伙”办“九大碗”：把人心聚起来
竹，是川西农家院落的常见植物。走进先锋村文创项目“三味书屋”，半月谈记者被一丛竹根深深触动：根连根、根绕根，盘旋交错紧紧抱团。“‘竹根亲’是川西人心中人心凝聚的至高境界。”任健说。
先锋村原本是一个农耕为业的传统村落，近年来大量青壮劳力外出打工经商，村庄逐渐成了一盘散沙。有着多年从商经验的任健认为，要想把人心重新聚起来，需要在村庄发展与百姓致富之间找到结合点。
乡村振兴新政策给先锋村带来了希望。村子靠近都市，又是饮用水水源地，交通便利，生态基础好，加上有萝卜干加工、花卉苗木等特色产业，正好可以吸引村民共同参与，发展乡村旅游。
“但是，怎样让村民共同参与、愿掏腰包？简单说教说不动人。”任健说，当地“打平伙”办“九大碗”的酒席置办方式让干部们有了灵感。
“打平伙”办“九大碗”，就是各做几道菜同办一桌席，在川西是深入人心的民风。先锋村干部想到，林盘院落整治也可“照办”。
村党组织负责4道“菜”：建好污水管网及化粪池，改路、改墙、改门头，做好相关培训工作，办好引领产业；村民负责5道“菜”：拆除违建和私拉乱接，改厕、改厨并接入污水处理设施，搞好院内装修改造，做好家庭卫生，用心经营家庭产业。
“三亮”“三级亮”：把党员干部“逼”出来
摊开“先锋农夫记忆景区总平规划示意图”，农夫田园、农夫晒坝、农夫坝坝宴……几十个带着鲜明农桑特色的旅游景点和设施，几乎覆盖了先锋村1.8平方公里村域，“农夫记忆”字样在村里随处可见。
聊起“农夫记忆”这个品牌，任健说，这最早是他个人注册的商标，用在自家作坊生产的萝卜干等旅游产品上，后来又把这个商标与村民共享。他说，带领村民发展产业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事，带头就要有个带头的样子，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党员要亮身份、亮承诺、亮实绩。我们还有个‘三级亮’制度，‘三亮’不仅要亮在村党支部，亮在党小组，更要亮在党员家门口。”任健说。
在先锋村周家院子党员周学成家门口，半月谈记者在大门旁的院墙上看到了“共产党员户”的张贴，除了卫生、秩序、容貌“门前三包”，还明确“党员环境治理任务”为“每周至少打扫家门口休息亭卫生1次”，旁边附上“月卫生考核状况”公示。
周学成说，刚开始害怕做不好让村民看笑话，但现在养成了习惯，“这是党员的自豪，我能做的还不止门上贴的这些”。他是萝卜干生产大户，通过引进自动化生产线扩大产能、自创品牌增加效益，现在能解决20多个村民的就业问题。
老党员也不甘落后。林盘院落整治过程中，李辉等老党员凭威信和经验，多次有效化解村民纠纷：“过去村里修个路，建个设施，占地和补偿就能让有些人吵个不停，现在有我们，说服工作很容易奏效。”
共建共享：把“合伙人”引进来
乡村振兴，不止是乡村的事儿。先锋村先锋供销社门市部旁边，就有一块“社工站”的牌子，来自成都都江堰市的上善社工组织，向这里派出了多名工作人员。
村民告诉半月谈记者，这些小年轻很能干，比如说卫生评比，他们会按照“院落整洁、摆放整齐、环境优美”的标准，组织打分并张榜公示。
“我来之前，村里就已经把这几间书屋准备好了。”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展览馆新媒体主编傅录志说，当地领导力邀他选个地方支持乡建，看到这个在茂竹、曲水、草房、良田之间的“三味书屋”后，他就决定留下来，成为村里的“合伙人”。
傅录志擅长书画，在这里，他有空就为有需求的村民免费写幅字。当然，他最大的愿望还是想把自己创办的艺考实训基地搬到这里：“艺考生来到这里，住农家民宿体验生活，漫步田野放松身心，还能为村里留下很多用心之作，一举多得。”
入夜，虫蛙和鸣，三味书屋掩了门，村里新普及的太阳能院景灯多半也熄了灯。任健说，先锋村引进“合伙人”，现在才开了个头。如果越来越多的社工、艺术家、基层治理专家愿意走向希望的田野，乡村的前景会更美好。
半月调查
政策脱节：保了生态，保不了发展
当前在一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还较为突出，尤其是一些自然保护区域，既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也是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亟待破解。
“守着水源没水吃”
地处云南省寻甸县甸沙乡海尾村的清水海是昆明市的水源地，为了保护水资源，海尾村85%的土地都已退耕还林。此前，当地通过“天保工程”“市级农改林”来补贴村民，但由于“天保工程”补贴到期、“市级农改林”补贴较少，部分村民有不满情绪。
“有邻居说如果没有补贴，就上山砍树。”海尾村村民陈兴忠说，他是靠种亲戚家的地来维持生活，各类林补减少后，生活并不好过。
“为了保护水源地，我们在径流区叫停了大规模的农业种植。”海尾村村主任陈兴所说，大家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生态红利。部分村民生活在海拔2400多米的山上，旱季时饮水都有困难，“守着水源没水吃”。
“全县面积近1400平方公里，但有近480平方公里被划定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贫困县威信县一位干部说，按照区域划分，县城都在保护区内，这导致很多产业项目无法落地，而没有产业切实带动，巩固脱贫成效比较困难。
生态与产业不可兼得？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禁止任何单位、个人进入，旅游经营活动也被明令禁止。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域则只准进入者进行科学研究观测活动，同样禁止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普遍面临经济总量较小、产业薄弱等问题，脱贫增收、改善民生的任务颇重。而面对自然生态保护的红线压力，不少扶贫项目、资金面临有政策但难落地的尴尬。道路建设、危房改造、产业发展等扶贫刚需项目，触碰生态红线的风险不小，有的发展起来的项目已被责令整改拆除。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西部一些贫困县依托生态优势，大力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推动致富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红线内外两重天”。
一些地区在生态红线之外，农家乐、乡村民宿等产业发展红红火火，路网拓宽加密，饮水、用电等基础设施日益便利；但地处生态红线内的自然保护区，则显得“冷冷清清”，村社新修、维修道路、改造农房、发展产业等都受到严格限制，不少群众内心觉得“政策不公平”，意见比较大。
更为严重的是，过去在划定自然保护区时，有的地方为了获得国家相关政策支持、补助，一定程度上存在自然保护区面积划定随意、面积过大等问题，甚至有些人口密集的城镇、村社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更加剧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生态补偿施策还需细化
红线内外两重天，矛盾怎么缓解？据了解，生态补偿是缓解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不过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目前该安排的细化落实还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补偿投入不足，补偿范围窄、标准偏低，难以完全体现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生态建设、绿色发展做出的贡献。以林业领域的天然林保护为例，在一些地区，按照政策，群众种植生态林，一年仅有每亩15元的管护经费；种植经济林的，还无法享受生态补贴。增绿之后如何“守绿”依然存在不小的难题。
二是补偿方式简单，主要集中于中央、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一途，缺乏流域间、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方式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难以惠及多数保护区群众。
基层干部建议，对于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新产业，应该着眼于地方资源禀赋和承载能力，引导企业合理布局，让重点生态功能区域也能夯实发展前景可持续的产业基础。
另外，应支持贫困地区绿色发展，不能一味盼着国家生态转移支付“输血”，要靠新兴产业培育实现自我“造血”。在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推动生态友好型产业的发展布局，这样地方摆脱贫困、绿色发展的道路才会走得更平稳。
半月世界
3 丝路之上，润物无声的?小而美?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推进，中国企业不仅在相关国家推进了许多“高大上”的合作项目，也建设、参与了不少“小而美”的工程。这些看上去不怎么显眼的小项目，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惠及更多人，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给当地带来福利，也拉近了人心距离。
贫民窟里的小乐团：让巴西穷孩子看到未来
2010年，巴西人卡洛斯·艾德尔组建了明日之潮马累交响乐团，希望用音乐引领贫民窟儿童找寻人生的方向。起初，乐团仅有40个孩子，没有任何企业愿意资助，卡洛斯用自己的积蓄艰难支撑。2011年，乐团眼看就要解散，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听闻这一项目，开启了对其的长期资助。
“在乐团最危难的时候，中国公司来到了我们身边。如果不是他们，乐团绝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孩子们的命运不会改变。”卡洛斯说。
马累交响乐团目前累计让超过2000多名学生受益，不少15至19岁的优秀乐手边接受专业培训、边给更小的团员上课，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比父母还多”，可以自豪地补贴家用。
如今，明日之潮马累交响乐团已发展壮大，组成了不同梯队的小乐团，并在国内外盛大活动中演出，获得巴西各界高度评价。
面对半月谈记者，团员伊莎多拉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累孩子，我不仅如愿上了大学，还走出社区去演出，我想对中国国家电网说，他们赞助的不仅是一个社会项目，而是我们的梦想和未来。”
丛林净水站：让马来西亚人喝上直饮水
“China，good!”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穆卡镇东北处，常会遇到手里拎着大瓶子的当地人，见到中国人尤为热情。他们拿瓶子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干净的饮用水。
两年前，中国能建天津电建马来西亚巴林基安项目部工作人员进驻马来西亚热带雨林时，饮用水是最大的难题。工地距离最近的小镇思拉奥有40公里远，距离最近补给点的泥路走起来也异常艰难。经过一番讨论，项目部员工决定自力更生解决日常饮水问题。
他们选取了距离工地约5公里的巴林基安河作为水源地，加班加点连续施工，不到一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引水工程。项目部建设了净化水配套设施，将河水净化到直饮水的标准。
天津电建项目部有干净直饮水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当地人关注。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用水一直靠天吃饭，家家户户都用收集来的雨水洗衣做饭，疾病时常发生，中国公司的净水装置让他们非常羡慕。
于是，天津电建公司项目部把当地居民主动请进来，每天安排专人给前来取水的当地人灌水，当地居民也纷纷慕名而来，要求加入到项目施工的建设大军中。
污水处理厂：让赤几远离脏乱
类似的友谊同样在非洲大陆谱写。赤道几内亚位于中部非洲，马拉博是该国首都。但直到十年前，这座城市还没有污水处理厂，人们的生活废水只能随意排放，城市里到处污水横流，霍乱、疟疾等疾病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2008年，赤道几内亚政府委托中国能建葛洲坝国际工程公司在马拉博修建该国第一家污水处理厂，2016年污水管道接入了市区大部分公共建筑和居民家中。
徐健曾是葛洲坝国际工程公司赤道几内亚项目部经理，专门负责污水净化处理项目的推广移交。他告诉半月谈记者，2015年底，他带领同事进行污水处理项目试运营时，困难不少。
徐健和同事入户铺设排污管道，遭到很多居民抵制，他们从没见过排污管，对安装工作很不理解。徐健找来当地的翻译，挨家挨户耐心讲解，才得以顺利铺设。如今，排污系统效果日益显现，不少当地人主动邀请他们前去施工。
解决污水问题之后，马拉博蚊虫减少，疟疾的发病率减少到8%。葛洲坝公司还为当地捐赠五口公益水井，每口可满足500人日常用水需要。在第五口井的移交仪式上，马拉博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公司自进入赤几后一直关注本地民生，为居民排忧解难，中国是伟大的朋友！”
基层治理现代化
4 护林员：青山未老人先老
导读
在深山密林之中，有一群叫做护林员的人，为守护山林宝藏默默奉献。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国有林场现有管护站点33914个，管护林地面积8.7亿亩，常驻护林人员16万余人。半月谈记者近日来到重庆武隆区白马山国有林场，走近这群可爱可敬的山林“卫士”。
踏遍青山人“先老”
白马山林场始建于1958年，下设竹坝、红庙、黄白淌3个管护站，每个管护站都有护林员24小时值班。在竹坝管护站，半月谈记者见到了站长刘春涛，他是站里唯一的护林员。
“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白天巡山，晚上值班。”刘春涛说，上世纪90年代刚到林场工作的时候，巡山全靠两条腿步行，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每周一早上从林场场部出发，直到周日下午才巡完一圈。
“如今是车巡与步巡相结合，开着摩托车和皮卡车巡山。”20多年来常与刘春涛一起搭班巡林的白马山林场副场长侯恩忠说，以往需要步行一周的巡山路线，开皮卡车只需要一天。
半月谈记者发现，侯恩忠、刘春涛双手粗糙、皮肤黝黑，两位40多岁的护林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
为了实地体验护林员们的工作日常，半月谈记者跟随两人一同步行巡山。连日的雨水刚过，巡山的便道有些泥泞，鞋子很快就脏了。刘春涛笑着说，他们平时就是“晴天一天汗，雨天一身泥”，饿了就吃干粮、野果，渴了就喝林间随处可见的山泉水。
没走多远，半月谈记者随身携带的手机就变成“无信号”。侯恩忠说，山林里没信号是常有的事，真的是“叫天天不应”。林场因此规定，每次巡山一般两到三人一组，以便相互照应。
越冬难、吃水难，休假更难
白马山冬长夏短，除了盛夏的七八月份，几乎终日云雾缭绕，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10℃，冬雪期长达3个多月，大雪封山更是常有的事。
海拔1300米的车盘村林场驻地，是白马山林场硬件最“豪华”的所在。说是豪华，其实也就是一栋建于1983年的四层小楼，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办公室、值班室，三楼四楼则是职工宿舍。
走进小楼，半月谈记者发现台阶很是湿滑，只能扶着栏杆缓步上楼。在三楼侯恩忠的宿舍里，只有简单的一张床、一个小桌，桌台上摆着的漱口杯还是他20多年前退伍带回来的，一直用到现在。房间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烤火器。“这可是宝贝，白马山上湿气重、天气凉，一年里有大半年要烤火。”侯恩忠说。
吃水也是难题。由于没通自来水，林场驻地的供水全靠附近的一口山泉蓄水池。遇到夏天用水量大、供水不足，就只能用皮卡车去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运水。
在白马山林场，护林员实行轮休制度，每人每月按规定休息8天，但少有护林员能够休满。遇上夏天森林防火工作最重的时候，林场必须全员在岗，任何人不得休假。
盼提高巡护能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白马山林场的巡林条件也有了改善。2017年，林场出资对车盘村林场驻地楼房外立面进行改造，护林员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观。在最偏远的黄白淌管护站，护林员们还用上了海事卫星电话。刘春涛也在去年搬进了新修的管护站工作，在新房子里过上了第一个春节。
采访中，护林员们表达了对未来工作的期待。刘春涛说，当务之急是提高巡护能力，安装视频监控系统，更好地守护好白马山10万余亩森林。目前林场配备了一台皮卡车和一台猎豹越野车，两辆车都跑了40多万公里，加之车龄较大，巡林时发生故障的情况越来越多，急需更换。
提高巡护能力还需要更多人手。侯恩忠说，目前白马山林场是林业部门下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共有20个编制，但因部分人员到外地学习、或被借调到上级机关工作，实际在岗人员只有十五六人。最近十几年，林场只在2015年新招了5名工作人员，因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目前只剩下2人还在林场工作。
提高福利待遇也是大家共同的期盼。护林员们反映，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本应享受的下乡补助、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等，实际上未能享受到，希望能得到落实。
教育改革进行时
5 过于放任或压制，对孩子都是灾难——专访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教育焦虑蔓延的当下，家长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科技瞬息万变的今天，家庭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为此，半月谈记者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
好的家教是培养孩子主动性和自制力
半月谈记者：现在的家长尤其是城市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存在诸多焦虑，一些家长认为，教育还是要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从孩子婴儿期开始，他们投入巨大财力为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近日有调查显示，有四成家庭将家庭收入的30%用于孩子的教育。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孙云晓：现在家长有两种较为极端的的教育理念：一是给孩子快乐教育不加限制，童年完全自由;二是认为快乐教育是骗局，主张“如果给了孩子幸福的童年，就给了孩子悲惨的中年和老年”，所以给孩子施加了很多压力，为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对孩子有各种管束。
其实，这些家长对教育的认识都比较偏颇，走向了极端，而极端的教育只会带来极端的灾难，过于放任或过于压制的童年都会给孩子一生造成难以消除的阴影。
半月谈记者：教育本不复杂，但今天的教育生态让我们陷入迷茫。到底什么样的童年生活对儿童发展是有利的，什么样的童年生活会为孩子的一生奠定幸福基础？
孙云晓：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对200多个孩子跟踪研究了20多年发现，那些发展理想的孩子都是有主动性和自制力的孩子。主动性和自制力决定了一个孩子人格是否健康，发展是否理想。所谓主动性就是有兴趣、有爱好、有追求、有梦想，敢于积极探索，内驱力强大；自制力是有规则、有底线，遵纪守法。这二者相辅相成。
如何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自制力？我认为重要的是唤醒孩子内心沉睡的巨人。以我自己为例，我在11岁时，偶然读了一批文学名著，被书中雄浑壮丽的世界所打动，就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作家。在那一刻，我内心的巨人被唤醒了。我知道，成为作家必须要坚持不断地阅读与写作。我从15岁开始坚持写日记，没有间断，到现在一共写了近50年，出版了10部文学作品和许多教育著作，可以说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其实，当孩子心中有目标时，最有可能做到自我管理、自我克制，这是教育的至高境界。提升孩子的内驱力，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激励，唤醒他内心的巨人，启发他获得“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的动力。
给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机，不亚于给他一包毒药
半月谈记者：现在社会正进入网络化、智能化时代，这对家庭教育有什么挑战?该如何应对?
孙云晓：让孩子去学习，自己却在玩手机;为了让孩子不打扰自己，给孩子一部手机……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屡见不鲜。在我看来，给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机而不加引导和限制，不亚于给孩子一包毒药，因为小孩子无法抵御手机强大的诱惑，有可能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是真正的学习革命的时代，是个性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家庭教育面临挑战的时代。父母们最好的对策就是与孩子一起成长，既要给孩子做出榜样，也要睿智地向孩子学习。
面对网络的强大诱惑，最难以改变的往往不是孩子的习惯，而是父母的习惯。网络时代当然可以娱乐，但如何处理好娱乐与学习的关系，如何学会探索与创新，正是父母需要为孩子做出榜样的关键。
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儿童与大自然的链接被割断了。生活越是现代化，人越是要跟大自然保持密切链接。孩子，尤其是幼儿，父母应多带其接触大自然，在自然中感受生活、健康体魄。
半月谈记者：现实生活中，家庭教育的责任常由母亲及老人承担，父亲则主动或被动地处于“隐形”状态，网络上出现一些如“诈尸式育儿”“丧偶式婚姻”“云配偶”等调侃的词汇，您怎么看？
孙云晓：整个教育是一个生态，每个家庭亦是一个生态。中国家庭常常被形容成“一个极度焦虑的母亲、一个缺位的父亲和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生下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亲密性，母亲有天然优势；一是独立性，父亲有天然优势，二者缺一不可。家庭教育的原则是儿童为本、父母主体、多向互动，但父母主体并非母亲主体，父教缺失是目前家庭教育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做父亲是一个男人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男人逃避做父亲的责任，其实是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家校合作不能把家庭变为第二课堂
半月谈记者：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倡导“家校共育”“家校合作”，一些家长对此表示欢迎并积极参与，另一些家长则认为此举增加了家长负担，表示烦不胜烦。对此您如何看？
孙云晓：今天的家校合作有把家庭变为第二课堂，把父母变为老师助教的倾向，似乎一切围绕学校教育转、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就是家校合作的成功。显然，这是学校中心主义的体现，是无视家庭与家庭教育特点和规律的体现。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让家庭变为学校，而是让家庭更像家庭，越有魅力的家庭越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学校有责任指导家庭教育，但不能把学校的教学任务转嫁给父母。这种越界会使家庭教育的重心变成追求学习成绩，使家庭教育以生活教育为中心的功能缺失，扭曲了家庭建设与家庭教育的价值观，是对素质教育的一种误导。另外，家校共育不能忽视儿童的参与，不要以为家校合作一定是做好事，也有可能是联合起来折磨孩子。
我认为，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家庭化、生活化，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好的生活是好的教育，坏的生活则是坏的教育。
需要重视的是，现在许多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正常的。一些家长不让孩子做家务，这其实是一种“反生活教育”。孩子的生存发展不仅需要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还需要生活智力或实践智力，只能通过生活，通过亲身实践，才能得到直接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从书本上获得的间接经验。这样，在发生问题时，孩子才可能有更多应对之策，不会出现伤人或自伤等极端行为。
解码城市
6 西宁：西陲永宁
导读
“白天干干净净，夜晚亮亮堂堂，社会平平安安。”这是旅游旺季大量涌入的外地游客对6月西宁的评价。
作为青藏高原上唯一人口超百万的城市，西宁特色鲜明：汉族、藏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聚居；作为交通要道，西宁又是出入藏、疆之“咽喉”；作为旅游城市，西宁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吸引着众多外地游客——2018年旅游人次逾2400万，超过全市人口的10倍，成为全国游客数量增长最快的十大城市之一。
人口结构的复杂性、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势必会给社会治安带来较大压力，但在2018年的全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中，西宁名列全国第二；同年的刑事打击工作质效，西宁位列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平安西宁的建设密码到底是什么？
社会治安行政图精准测量：群众安全有了“体温计”
打开西宁市城北区2019年4月的社会治安行政图，小桥大街派出所建设巷社区区域已由表示“警告”的红色变为表示“平安”的蓝色。
派出所副所长王彦告诉半月谈记者，建设巷社区内大型农贸市场、超市集中，人流量大，在元月市民忙着采购年货时，片区内发生24起盗窃案。“由于和上个月相比发案数增加了50%，因此当月片区被涂上了表示‘警告’的红色。”
王彦说，“有了这个‘红黑榜’，哪儿发案多，我们就把警力安排到哪儿，‘红色’倒逼民警从被动工作到主动防范。”负责建设巷社区的民警林杰告诉半月谈记者：“针对建设巷出现的问题，2月开始，我们组织警力开展全天候巡逻，同时帮助市场组建了十余人的保安队伍，一下就把发案率降下来了。”
这是西宁市实施社会治安分级评价机制改革的缩影。2015年6月，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问诊西宁公安、把脉社会治安，明确提出“调整社会评价机制，构建一张西宁治安行政地图，以颜色划分，进行预警防范，督促、提升工作效能”。
西宁市在全国首创“绿色良好、蓝色安全、黄色关注、红色警告、黑色严重”5个等级的社会治安分级评价机制，每月绘制一张“社会治安行政地图”，构建警力跟着警情走的“工作链”。
“最近哪类警情报警频率最高？哪个领域风险隐患最大？每月的治安行政地图会用鲜活的数据说话，通过数据的搜集、分析和研判，党委决策有了‘活地图’，群众安全有了‘体温计’。”西宁市公安局副局长袁建青说，“以图考核问责”的机制也有效推动了公安机关作风的转变，实现了效能的大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西宁市8类案件发案数不足2013年的一半，发案率创7年来新低，群众满意度上升到97%。
多种力量联勤联动：高效执法有了“助推器”
夜晚，行走在西宁市城中区莫家街，街道综合执法队伍的最基层站点——“24小时平安在线”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平台的警务车警灯长亮，正在车内执勤的公安干警告诉半月谈记者，公安、城管、工商、食药、交通、卫生、法律援助等部门的执法人员在这里共同执法。
近年来，西宁市深化以“综合”“下沉”为核心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将交通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等20余项城市管理事权下放到街道办事处，多种力量联勤联动，执法人员工作效率高了，老百姓办事方便了。
在人员环境复杂的城中村设立警务室，城管、安监、卫生、国土、食药监等7个部门入驻，加强基层治理；在百姓关注度高的侵财类民生小案上投入精力，上门查找原因并加强相关巡逻工作；在游客聚集的夜市成立治安调解小组，并与每一位经营户签订安全责任书……
据了解，目前西宁市在近20个街道办事处成立了城管综合执法指挥中心，从公安、民政、交通、规划、环保、水务、城管、林业、工商、食药、安监等部门抽调了近百名执法人员协同作战。多种力量的联勤联动让城市综合管理体系高效运转。
为解决火车站周边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综合治安管控压力大的难题，西宁火车站社区9家单位的25个党支部成立党建联盟，协调派出所、武警、交警、运管、城管5家成员单位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联勤联动、优势互补、一体作战。
青海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安胜年介绍说，通过资源共享、治安共防，火车站治安案件从过去的日接警48起下降到目前的年接警仅42起，旅客群众安全感大幅提升。
社会力量群防群治：布下治安联防“天罗地网”
借鉴气象部门天气预报的做法，2017年5月起，西宁市首次推出大众版《社会治安形势分析报告》，依托派出所LED显示屏、全市的1338个商业视频网点、“西宁警事”“西宁交警”等警务APP向市民推送。
“群众是评价机制的源头。”西宁市公安局改革办民警张延龄说，西宁将群众满意度作为社会治安的重要测评指标。村警从发动邻里乡亲入手，户籍民警从前来办证的群众入手，社区民警从发动保安、物业、商店等从业人员入手，定期向群众汇报警情，请群众评价治安。
同时，35个城区派出所创建了工作监督微信群，每个派出所邀请100名群众入群，常态开展监督测评工作。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公安分局通过建立上百个“邻里牵手社区群（楼院群）”，让“朋友圈”变成了“网上警务室”，群众对治安的感受如何、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民警随时掌握，及时解决。
不仅参与监督测评，广大群众还积极投入到社区治安工作中。69岁的居民焉几何就是城东区中庄大院的一名“红袖标”。他时常穿着红马夹、戴着红袖标，和大院里的其他党员一起巡逻。“一趟来回约2公里，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焉几何说。
如今在西宁，像焉几何这样的辖区“红袖标”“夕阳红”“商户联防”“邻里牵手”等群防群治模式不断涌现，社会各界以主人翁姿态共建平安，布下了治安联防的“天罗地网”。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群防群治，让社会治安共治的效果更加明显。“不管是小偷小摸、‘两抢一盗’还是日常的违章摆摊、乱停乱放乱调头，在西宁都能得到有效治理。群众的平安感、安全感很强。”西宁市常务副市长王剑锋说。
时政·财经
7 诬陷州委书记，把自己陷了进去——云南和建案警示录
导读
退休后索要待遇未果，转而以发匿名短信、散布公开信等方式，诬陷州委主要领导，不仅造成恶劣影响，还牵扯出自己多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原政法委书记和建一案留下了诸多警示。
不断散布公开信
“我应该是安享晚年了，但今天，我却坐在没有靠背的椅子上，活动在狭小的空间里。”和建在忏悔书上写道。
2018年10月15日，退休仅7个月的和建被立案审查，导火索或许就是他此前不断散布的公开信。
2018年10月10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收到和建《致州委常委的公开信》，信中将红河州既定的决策部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归责于红河州委主要领导。
这并非和建首次举报。
2018年9月24日，和建还先后向中央领导、云南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主要领导以及红河州部分领导干部寄发本人署名的关于质疑红河州委书记姚国华政绩的公开信。
云南省纪委常委李庆元介绍，通过向8家省级部门、11家州级部门调取评判意见，并向红河州委常委等干部调查，发现和建散发的公开信刻意歪曲事实真相，对姚国华同志的所有质疑都属于牵强附会、恶意中伤，查无实据，毫不可信。
调查发现，和建还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购买两张移动电话卡，发送数十条匿名短信，在领导干部之间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教唆、怂恿他人写举报信向中央领导、省委领导反映不实信息。
而这些做法的背后，都源于一件事：2015年5月，和建向组织伸手要求在退休前解决正厅级待遇未果，因此认为是州委主要领导不帮他。
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王宇表示，和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干扰了红河州委、州政府的工作秩序，严重影响了红河州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2019年1月9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委在红河州蒙自市召开不实举报澄清了结反馈会，为受到诬告的红河州委书记姚国华澄清正名。此前一周，和建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先告状的“恶人”
作为云南首个因违反政治纪律而被留置的“落马”官员，和建的违纪违法情况令人咂舌。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建在任职弥勒县委书记、红河州委政法委书记时的种种劣迹逐渐浮出水面。
“在弥勒县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什么都得按照他的想法来办，只要他不满意的就得推倒重来。在红河州政法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更是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凡事都得由他一个人拍板。”王宇说。
据调查，和建曾随意更改已经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府会议研究通过的政府办公楼图纸，并将已经封顶完工的办公楼拆掉一层；动不动就实施打击报复，指使人收集他人的“罪证”，意欲“整倒”持不同政见的竞争对手；将“不听话”或看不惯的下属调离重要岗位甚至“整走”。
一名干部介绍，和建经常谩骂下属和县市领导，只要迎接的同志晚几分钟就开骂，甚至责令没有到交界处迎接他的两名干部写书面检查。“和建下基层时都要让警车开道，要大批干部陪同，很讲究排场，喜欢前呼后拥。”
这样一名作风霸道的干部，自己更没有做到廉洁自律。
调查显示，2003年至2015年期间，和建大搞不正之风，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逢年过节都会收受礼金，累计达82万余元。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及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通过收受公职人员、私人老板、民营企业等贿送的财物及向关系人高价出售房产等方式，涉嫌受贿共计224万余元。
2005年，和建以私人名义，打着建“生态园”的幌子，一分钱没花就“租用”了6亩村民小组集体土地，还侵占乡镇资金建设了供其吃喝玩乐的老虎箐山庄。2009年后，和建表面上将土地退还乡镇，实际上授意转租给其代理人，继续套取公款并引入私人投资改扩建山庄，民间戏称为“政法山庄”。
不仅如此，和建在干部提拔上任人唯亲，重用身边工作人员，培植私人势力，通过利益交换将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在他的关照下，席之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公务员，后任乡镇党委书记。他还打着州委领导的旗号，要求县市领导协助其建立工作室……
如何回答案件背后的“红河之问”
“如何预防下一个‘和建’的出现？如何消除和建案对红河州带来的巨大影响？查处和建案后更应回答好这个‘红河之问’。”李庆元说。
从个旧市商业局局长、红河州贸易局局长、红河州外贸局局长、弥勒县委书记，再到红河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建短短13年时间便从正科级升任副厅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云南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正是仕途上的顺利，让和建在思想信念上产生了动摇；而长期担任一把手，又使他逐渐养成了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
“理想信念动摇必然滑向腐败深渊，权力任性必然难逃党纪国法严惩，一心追求享乐必然走上腐败之路，我行我素、放任私欲、为所欲为必然被围猎……”王宇认为，和建案暴露出白恩培、仇和等人的余毒在红河州远未肃清，红河州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很不认真、很不正常、很不健康。
在姚国华看来，和建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既有其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试图侥幸漏网等主观原因，也有历届州委和历任主要领导对其党性教育缺位，监督管理乏力，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强等客观原因。
“对和建监督管理存在明显的漏洞，这个教训非常深刻。他退居二线后我们没有一起共事，放松了对他的监督。作为州委书记，我应该负责。”姚国华说。
红河州州长罗萍曾与和建共事7年，她告诉半月谈记者，和建为人强势，在决策中只要涉及政法领域，从不接受他人意见。“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才能让干部健康成长。”罗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及州委班子成员都存在一定的好人主义，不想得罪人，“都应吸取教训”。
如何消除和建案的恶劣影响，成为摆在云南省及红河州的一个现实问题。姚国华说，红河州将一方面清除政治污染底泥和污染因子，广泛开展警示教育；一方面强化纪律审查震慑作用，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修复政治生态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科技·文化
8 科技进步真是就业杀手？
优步的出现可能令出租车司机失业，自动驾驶可能令司机这个职业消失，富士康公司正大规模增加制造业机器人，阿尔法围棋击败了中韩顶尖高手……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弗雷和奥斯本预言，在未来10~20年间，美国47%的工作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很高;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学院研究员瓦德瓦的观点更极端，未来10~15年内，80%~90%的工作岗位将因为技术而消失。
未来，我们真的都将失业？
科技消灭工作，也创造工作
直观感受似乎是的，但统计数据与此偏差很大。
首先，科技发展将导致工作岗位在不同行业间重新分配，一些行业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另一些行业就业机会在增多。1900年时，41%的美国人在农业部门工作，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科技发展（尤其是拖拉机的发明和应用）的确消灭了农业部门的工作岗位，但同时却增加了工业部门工作岗位。智能手机普及之后，虽然电话、媒体，甚至照相机生产商的就业都受到冲击，但也诞生了全新的工作岗位：2012年美国有46.6万人为移动APP工作，而在10年之前这一数字为零。
其次，科技对工作的“替代”作用被过度关注，而其对工作的“辅助”作用则未获足够重视。例如ATM机的发明按理说将减少银行出纳的工作机会，但事实不然。ATM机的发明令银行新开分支机构的成本大幅降低，这促使银行开设更多分支机构，并雇佣更多人手。
再有，科技进步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这令社会总产出更高、经济效率更高，并最终令人们收入更高、闲暇时间更多，这将令旅游、医疗、文娱、健身、餐饮等消费需求变得更旺盛，而这将带动服务业工作岗位大幅增加，并且这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很难被机器所取代。
科技冲击或引发职业两极分化
可以说，科技发展虽然在不断消灭工作岗位，但并没有减少工作岗位的总量。不过，科技对工作数量的冲击不大，但对就业结构的冲击不小。
面对科技进步，一个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一个汽车制造工人所受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对前者来说，科技进步意味着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多机会，科技对他们的“辅助”意义更大;而对后者来说，科技对他们的“替代”意义更大。
研究发现，有两大类职业较难被科技进步所取代。一种是“抽象”职业，即那些需要直觉、创造力、说服力的工作，例如工程师、教授、管理人员等;另一种是需要“动手”的职业，即那些需要环境适应能力、视觉和语言辨识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例如厨师、护士、保姆等。
最受冲击的是介于其间的“中等技能”职业，如：销售人员、行政文员、制造业工人等。
这种科技进步造成“职业两极分化”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一趋势正在蚕食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即庞大的中产阶级，且整个社会有赖于其发挥稳定器作用。
教育的重要性将更凸显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将夺走人类的工作机会，是一直都有的担忧。目前，人们所担心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却并未出现。
不过当前这一轮科技进步对工作的冲击在两个维度上和以往有所不同：一是范围更广，将影响几乎所有行业;二是速度更快，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人们更难适应。
虽然目前我们还难对未来下定论，但的确需要做一定的准备，其中，教育应成为最重要的应对之策。在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推动的“高中普及运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减少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实际上是一场教育和科技的竞赛。随着科技进化速度加快，教育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生态·健康
9 农田里“造林”，前脚种后脚拔
片面追求绿化率滋生形式主义套路
导读
在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各地轰轰烈烈“搞生态”“搞绿化”。但半月谈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种树绿化这一基础工作藏有诸多形式主义套路：有的是政绩冲动，为“打扮”新增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数字，在农田上栽树，树木种而不活；有的存过关心态，趁林木存活率高的时候，搞提前验收；有的造林全看“领导意志”，不顾当地生态实际，种哪种树全凭领导喜好；还有的害怕指标压力，“病急乱投医”，甚至引入外来物种，导致生态隐患重重。
砍旧栽新，就能提高森林覆盖率？
在北方某乡镇的省道上，道路一侧种上的树木有的已死亡。该乡镇一名干部说，前几年，县里要求在国省道两侧沿线100米内建绿色长廊，并详细规定了树木品种。
“来了标准就得干，不干不行。”这名干部说。道路两侧既有民居，也有企业厂房，有的土地还是农田。为了完成提高森林覆盖率的任务，这个乡镇抓紧开始征地，给农民青苗补偿，把原来的树砍掉，种上上级要求的品种，部分树木种在了农田里。
“农田里种树，相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都担着很大风险，而且成活率不高。”这名乡镇干部说。
“树多了，长大了，地里的粮食没法用收割机收获，怎么办？”半月谈记者问。受访基层干部说，农民要生产粮食，但树长大了会夺走养分，也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生产。于是，在一些农田里，政府前脚种树，农民后脚拔树。
当地基层干部还反映，当年县里下发通知的时候已经过了植树最佳季节，却三令五申要求尽快完成，种上后又缺少专业维护，有的树木因反季节种植和缺乏看管而死亡。
造林面积稳中有升，因在存活率高时验收
红树林素有“海上森林”“海洋卫士”之称。在南方沿海某地，多个部门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红树林面积稳中有升”，当半月谈记者询问红树林面积增加多少时，他们却“三缄其口”，无法提供数据。
“目前最新的红树林面积还是8年前的数据。”一名林业部门干部说，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上一次调查是2011年，下一次调查将在2021年。森林资源调查每5年一次，但红树林不在此列。
海面上人工种植红树林成活率较低，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一年生，两年稀，三年死”。多级林业部门在不同海域试验表明：红树林人工造林后当年成活率超过85%，造林后第三年保存率仅为10%。
红树林人工造林后“三年验收”是业界共识，但一些地方在验收时“动起了心思”：选择在第一年验收，或者在“合适时机”验收。
一名长期研究红树林的专家透露，前几年他对某地补种红树林项目进行中期检查验收时，被验收方安排在大海涨潮时带去看，并说“涨潮了，红树林看不到了”，就这样蒙混过关。
指标“看上去很美”，却暗藏风险
有些地方只是数字指标“看上去很美”。在东部某市，当地把更新林计算在新增绿化面积内。
一名乡镇干部说：“最近几年连续种树，有的沟渠边上的树木已经长大成材，砍掉卖后能产生经济收益，然后再种上新的。数字上看指标是完成了，但森林覆盖率并没有明显增加。”
一些地方绿化工作受主政官员喜好因素影响大，在长官意志之下，不顾当地生态实际，大搞森林城市建设，种哪种树全凭领导一句话。几年前，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落马前大力倡导“花样南宁”，因为他个人喜欢三角梅，当地广泛种植三角梅，其价格一下子翻了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一位园林绿化企业负责人说：“当时种三角梅，完成造林任务成了一些单位的‘政治任务’。还有个别学校的学生家长被索要一定资金，买花后送到学校观赏充任务。”
一些地方迫于营造林指标压力，“病急乱投医”，甚至大量引种外来物种，造成生态安全隐患。西南某市林业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当地种植1万多亩红树林，其中从斯里兰卡引进的外来物种无瓣海桑近7000亩。
半月谈记者在该市沿海一处造林地看到，人工补种的无瓣海桑林高达8至10米，遮蔽了部分原生红树林，导致原生红树林长势较差。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无瓣海桑林易种植、生长快，被业内称为“速生林”；2000年时，无瓣海桑林才只有3米多高，这些年越长越高，侵占了原生红树林生长空间。
科学造林应重森林质量和生物多样性
当前，我国在绿化考核方面有一项指标是“视觉上不能有裸露黄土”。不少专家反映，该指标在一些地方已被异化为片面追求绿化和森林覆盖率。一名林业系统干部直言：“每年为增加森林覆盖率我们都快愁死了，目前我省森林覆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再增加0.1%都很难。”
过度强调“森林覆盖率”容易走入盲目追求数量的误区。受访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考核压力、政绩需要，不切实际，盲目规划，片面追求绿化率水平，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决不能为了追求绿化率、森林覆盖率，而放任引进外来物种。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范航清等受访专家呼吁，必须在尊重科学、通盘考虑的基础上谨慎引进，做好驯化工作，否则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张云路说，在夯实森林绿色“数量”的基础上，更应强调森林“质量”和绿色效益的提高，提高森林的生态服务绩效，让森林真正成为价值丰富的绿色公共产品。
在摒弃片面追求绿化率、森林覆盖率的同时，可将生态建设的目光转移到营造森林生物多样性上来。“植树造林不仅是简单的绿化，不能只考虑纯绿化项目，还要考虑整个生态系统恢复和建设。”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教授建议，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应该从“只认树、只认绿”的“1.0版本”，进入遵循自然规律的“2.0版本”，更加注重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保护。
民生·社会
10 斜杠青年:“无边界”人生更精彩？
导读
“我现在有三份工作，第一当妈妈，因为家庭责任不可忘；第二是HR，因为吃饭生活不可抛；第三是兼职领队，因为诗和远方不可弃。”薛珍妮目前在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每周工作3天。同时，她也是稻草人旅行社的兼职领队。
像薛珍妮这样的年轻人，如今被称作“斜杠青年”，指的是一群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人群。有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斜杠青年规模已突破8000万人，高学历青年成为“斜杠”领跑人群。那么，斜杠青年的生活有何不同？
不断探索自我，“斜”出不一样的人生
互联网浪潮之下，新兴产业不断衍生，传统企业组织模式被解构，自由职业者大规模发展，这让各种“斜杠”成为当今时代新潮流的标志之一。数字化管理师、付费咨询师等新兴职业也“C位出道”。
薛珍妮曾从一份“996”的工作逃离，当她不得不再回到工作岗位时，决定以兼职导游的副业来承接自己诗和远方的梦想。“目前时间的占比是6∶4，收入方面主职也多出不少，兼职主要是和爱好高度相关，更偏情怀一些。”薛珍妮说。
干姚骏怀着“看世界”的梦想进入航空公司，却发现工作本身并没有预想中有趣。“有的地方要去十几次，而且由于频繁飞行，身体状态越来越差，精神上也感到空虚。”干姚骏说。如今，这位平时只能穿制服的空少，却在小红书平台因为“秀”穿搭而成为新晋网红。
弹着吉他唱歌的陈彦宇坦言，发布弹唱视频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自己的金融理财笔记。同时，学习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高净值客户。“一线城市的青年人因为激烈的竞争充满了焦虑，这也促使我们去学习更多知识，以便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陈彦宇说。
《斜杠青年》一书的作者旷世典认为，斜杠青年是对工业时代“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模式以及用单一职业来定义个体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对个体想要实现多种潜能的一种尊重。
“无边界”人生或为客观需求
多数受访者认同，“斜杠青年”的生活方式需要实力来支撑。他们实际上都是一群自控力强、经历过长期的自我投资与积累，并且拥有某种核心竞争力的人。
身为互联网公司市场营销经理和母婴博主，徐婷娇常把自己看作一家企业。“我不会去区分什么是主业，什么是副业。我会把自己看作一家企业，投资自己、提升自己的事都值得去做。”徐婷娇说。
生活品质、兴趣爱好及自我发展是成为“斜杠”的三大动因。薛珍妮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同龄人有尝试“斜杠”的想法。“温饱问题解决后需要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薛珍妮说，大部分人会遇到职业瓶颈，对手也越来越强，不少人更积极地寻找人生新的可能性。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斜杠青年是在经历过“996”的痛楚之后，开启了“斜杠”人生，其中又以30岁左右已完成生育的女性为主。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更迭，激烈的竞争促使青年人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不斜杠即淘汰’的快速变化的社会。”
“朝九晚五不再是必须，自我投资永无止境。”旷世典表示，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将取代资本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只要有能力和实力，就能通过为不同的组织服务来获得更多收入，并保持自身的灵活性。
社会该如何与“斜杠”相处
采访中，在谈及是否会向他人透露自己是“斜杠青年”时，多数被访者表示出开放的态度，不过对于目前就职的公司或准备跳槽时将要面对的未来雇主仍较为谨慎。
薛珍妮表示，大多数公司在制定《员工手册》时会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比如“不主张去做兼职”。大部分公司会认为，兼职和本职在时间上可能会有冲突。此外，员工兼职有很大可能是同行业的工作，也许会涉及信息泄漏等问题。
“我觉得需要开诚布公地去和雇主谈。”薛珍妮说，一方面保证工作时间和效果，另一方面，有的兼职能力还能促进主职的工作。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复旦大学教授于海认为，应该给予斜杠青年更多理解和鼓励。青年有多种职业身份，把谋生和自我实现结合起来，社会增加了就业机会，消费者也得到了更多样性的服务。
“如今，部分大学生就业难，可鼓励他们从自己的爱好做起，从非正规就业做起。”于海说，这样择业有更大的自主性，有更好的工作状态。也许一份尝试性的工作，最终会成为主业，也希望政府在青年人创业和非正规就业上能给予更多支持。
信息
11 广西灵山：监管医院治“疑难”，助力禁毒保平安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监管医院于2017年12月29日建成投入使用，是灵山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模式，是实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大举措，是该县对涉毒及患病拘押人员进行标本兼治的有力举措。通过把病残涉毒违法犯罪人员送到监管医院进行关押收治，2018年全县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2%，“两抢一盗”等侵财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40.2%。
医疗配置让人侧目
灵山县监管医院，门诊、抢救室、治疗室等医技科室一应俱全，拘押病房、医疗区、医务人员生活区等区域配置规范，同时对艾滋病、结核病、肝炎和普通病等病人进行分区管理，监管医院的医生每天都要到拘押区对每间拘押病房例行查房，该院医疗配置达全区一流水平。
灵山县监管医院位于灵山县那隆镇龙窟村委，于2017年2月筹建，同年12月29日投入使用，是集监押、医疗保健、疾病预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医院共配置医务人员51人，有13名医护人员参加国家级艾滋病临床进修培训班学习，具备丰富的艾滋病、结核病诊治经验和技术，医务人员均为后盾医院精挑细选的业务骨干。
协作管控模式有成效
近年来，灵山警方密切与外流贩毒主要流入地广东地区的交流协作，探索建立“异地抓获、原籍管控”新模式，广东警方将抓获的灵山籍患病吸毒人员移交灵山县监管医院关押收治，此举既减轻了抓获地收戒压力，也有利于灵山加强对外流贩毒高危人员的管控，有效遏制外流贩毒活动。截止目前，县监管医院共接收广东警方移交的灵山籍患病吸毒人员26人，外地抓获灵山籍外流贩毒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8%。
设立审判庭实现快审快判
灵山县公、检、法部门创新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监管医院优势，实现了在监管医院就地对涉毒案件实行快侦快诉快判。
监管医院投入使用之前，该县患严重传染性疾病犯罪嫌疑人均被押送至南宁茅桥中心医院进行羁押，每当此类案件开审，县法院有关工作人员至少需要往返奔走南宁3次，极度耗时耗力耗财物。为切实提升办案效率，保障在押被告人的诉讼权利，2018年7月，该县法院在监管医院新设刑事案件审判法庭，对涉毒案件实行快侦快诉快判，破解了将罪犯提押到法院或法官到监狱开庭的难题，提高了刑事案件的审判效率，避免了押解被告人过程中出现的不安全因素以及病情恶化等风险，有力地保证了审判的安全与效率，开创全区在监管医院开庭审判先例。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灵山法院共受理羁押于县监管医院的被告人涉毒刑事案件共55件，审结54件，审结率98.18%。
